昨天聊到的smart shoes，很自然地联想到美国常用的monitoring ankle bracelet – 戴在脚踝上的GPS监视器。使用场景.. 比如用于禁止佩戴者进入特定区域，但相比于监狱总归是更自由的选项。
美国一项研究显示，从2005年至2015年，美国针对accused and convicted criminal offenders使用中的跟踪仪器数量增加近140%
这类device的使用是另一个社会话题。
这里想说，从smart phone到smart shoes到ankle monitor，它们之间的区别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么
毫无疑问，是否自愿是很重要的区分点。这个自愿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：device和信息。先说device：或许一二十年前，不带手机出门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是真自愿。但到了今天，我highly doubt不带手机的可行性。这一代人每天有多长时间会距离手机1min-walk距离之外？从这种程度来说，手机和鞋已经相当接近，虽然理论上我们自愿带手机自愿穿鞋，但实际上，这和ankle monitor的佩戴频率基本没差。那自愿只能体现在信息自愿，即用户选择信息给谁，拥有哪种级别的信息多长时间等。这与欧盟的GDPR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）逻辑类似。这是把smart phone/shoes与强制佩戴和强制传输信息的ankle monitor区分的关键。
（那反过来说，没有类似欧盟GDPR保护的地区，是否smart phone/shoes本质上和ankle monitor有类似功能？）
另一个我觉得相关的问题，是an average user经过reasonable的公开资料学习，就可以理解、修改这些device的能力。这看上去跟上面的话题关系不大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基础，即 – 如果我不信任你，我可以自己做，或reverse anything you have done的能力。这个信任的基础更直接的来源于震慑，而不是我真的要自己做。举一个例子，一群人中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提供做饭服务，为什么其余的人可以信任ta来提供这项服务？或者相信ta不会通过做饭再take其它advantage（除正常做饭服务回报外的advantage）？所谓震慑，即 1) ta知道，如果ta做了那些事，其它人可以easily提供类似的做饭服务，或自己做饭；2) ta也知道，即使ta有某些菜很好吃，别人有一定程度依赖，但这是reversible的，不是permenant的。正是有这样的“震慑”存在，其它人可以放心让ta提供做饭服务，knowing that 由于震慑，ta做其它事情是unreasonable的。
可能也没有讲清楚。
但我觉得这个信任基础会是一个问题，以后会再有机会讨论。在人类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，有太多task是一个人究极一生也无法一人完成，“护城河”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多隐形monopoly被designed，“震慑”越来越少。很多时候，这个natural的天然的信任基础相当薄弱，我们不得不用明文规定或其它行政方式来加强这个信任基础，我把这些加强的方式称为“unnatural”的信任基础。still，fb和google等很大很有自我要求的公司常被challenge。这仅是信任基础薄弱集中表现的一个领域。
这篇post思路滑的比较远，也牵扯到应该花很多篇幅才能说的东西… 等下次再revisit